和丁丁的约会非但没让我幸福起来，反而害得我得了重感冒，整整三天都躺在床上。羊羊说这三天，我发着高烧，不分白天黑夜地昏睡，嘴里还念念有词，仔细听也听不出来到底在说什么，把她吓得够呛，好几次差点给120打了电话。

到了第四天，我居然无医自愈。清晨居然溜达到羊羊的房间外敲门给她叫早。

“大姐，你真吓人。再不醒的话我就要报警说你得猪流感了，还记得自己都梦见了什么么？”羊羊伸出五根手指，在我眼前晃了晃，自从我醒来之后，她总说我脑子有点烧坏了，人总是木木的。

我想了想，这几天我感觉不到自己在生病，一直在正常地生活，只是好像节奏出了一点问题，所有的人和事一直在我眼前飘呀飘的，我也在他们身边飘呀飘。一会儿博士拉我来到了他们学校的舞台上，像奥运会开幕式的李宁一样在大幕前飞来飞去，突然边幕上升起一个巨大的仙人掌把他击出我的视线；一会儿王青和黎主任又华丽地飘过，身上穿着我的求职简历；一会儿羊羊急匆匆地跑过我的眼前，说要赶赴纽约结婚，问要不要帮我带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总而言之，记忆被分裂得支离破碎，像鱼鳞一般在我混浊的脑海里浮浮沉沉，偶尔闪出一点灰白色的荧光。

“药在桌子上，你别忘了吃，再请两天假吧，确定没事再上班。”万幸，有羊羊这样的室友，我在床上微笑着冲羊羊挥了挥手，以示我已经完全没事。

屋子里静悄悄的，似乎从工作以来，不，从毕业找工作开始，这种可以心安理得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就离我远去了。“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个“偷”真是精辟，是谁写的来着？苏轼？不能确定。工作一年来似乎看书的时间加起来也没几个小时，要不，就是脑子烧坏了，我到底怎么得的病来的？

我尽力想回忆起和丁丁出去的一切细节，但总是支离破碎得想不起来，似乎我们看了星星，但看到没有忘记了；我们说了很多话，但想不起来都说过什么了，甚至谁说的多都有点模糊了，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连这次约会是否存在都将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悬案。

“你这准男友八成给你灌了迷汤了。”我周一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理慧她们都认为我忍受不了公务员清贫的生活，挂冠求去了。当知道我因为约会病了一个礼拜，高楠戏称我应该报警，好好追查一下丁丁是否有拐骗幼女的嫌疑。

“不会，反正也是拐骗，干嘛拐骗个“剩女””？我自嘲了一下，揉了揉睡得发酸的脖子。

“安安，刚一入秋就病了？缺练啊！”sony索主任笑眯眯地站在办公室门口。我赶紧站起来笑嘻嘻地承认。

“有篇党委组织长跑比赛的信息，一会儿给发了吧。”索主任说话总是很客气，像是万事皆好商量。

“哦”，我一边答应一边开电脑。索主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了，照片于主任正挑着，一会儿配上信息一块儿发。”

我打开电脑，发现没上班这一周单位里还真没闲着，光政治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会就开了三次，还组织了一次长跑比赛，甭问，我不在，光拍照片就得给辛主任累坏了。

从办公系统里找出那篇信息，于主任的照片也挑好从邮件里发过来了，我编好之后马上送到了辛主任办公室。

我正收拾这一周没人动的办公桌，辛主任满脸凝重地走了过来：“安安，这信息谁让你发的？这怎么能发呢？”

“索，索主任让发的。”

“照片呢？”

“于主任挑的。”

“你为什么不挑？”

“我今天一来，索主任说于主任已经挑好了，再说，以前几期党委的信息，照片都是于主任自己挑的。”

我心里有点虚了。按说信息采用与否的最后一关是我说了算的，照片也是由我选用。按照正常的标准看，党委的信息要内容没内容，要意义没意义，要文采没文采，但没奈何人家顶了个“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xx大会议精神秋季长跑运动会”，算是思想政治专刊，姚局长亲自领跑的大照片摆着，我不发合适么？如果这么发真的不合适，我这算不算是告了索主任一个黑状？

“你等着。”辛主任朝黎主任办公室走去，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又走了回来。

“这信息别发，等黎主任回来我向她汇报。”

我正心神不安的等着黎主任，电话铃响了，是于主任。

“安安，长跑的信息为什么还没发？！”于主任听起来很生气。

“这信息要稍等一下，辛主任还没批呢。”

“这信息姚局长非常重视，市局也正等着要呢，你最好马上发布。”

“是，”我心想，无论哪个主任、局长，我真是一个也惹不起。“你稍等，辛主任批了我马上发。”

电话挂断了，3秒钟之后，辛主任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

我不知道辛主任跟于主任说了些什么，信息仍旧没发，一个上午，我的电话铃也没有响过。

静下心来想想，我是办公室手下的人，又不是党委的，不归于主任管，我本人也极其反感于拿着鸡毛当令箭那股子媚上压下的张狂劲。但这两个月上级正在考评科学发展观学习情况，思想政治专刊谁敢压着不发，何况我又是个非党员，半年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如不入的成，一半的权利还在于主任手里呢。

“这信息谁让发的？”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瞒得我一点不知道？！”

黎主任的声音从辛主任办公室传出来，听得我血都凉了。

错误我肯定是犯了，算什么错误呢？“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作为？”

正胡思乱想着，电话铃响了，是黎主任的。

“安安，你过来。”

完了，听声音就不善呀。谁想到我生病休息了几天休息出这么一场祸来。

我心怀忐忑地进了黎主任办公室。

黎主任看上去还好，满面春风。“那信息是怎么回事呀？”

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黎主任弹钢琴一样轻轻地敲了敲桌子，听得很认真，我说得也很认真，事到如今，只能尽力把话说得滴水不漏。

“哦，这事本不怪你，”听了我的“申诉”，黎主任慢悠悠地说，“只是你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心里一闪念：你是正职，索、辛都是直接管我的副职，索主任的命令我不听，跑去和你确认求证，这不成了越级上告？以后还怎么相处？

黎主任又慢悠悠地接着说：“不过这主要怪我，平常对你关心得不够，沟通得太少。”我听了吓了一跳，赶紧摇头加摆手，黎主任微微一笑，接着说，“咱们办公室，其实没有那么多事，以后你有事尽可以直接找我，这信息、照片是你的职责所在，不符合规定和要求的尽可以不发，无论谁拿这事找你，你就都推到我头上，不用考虑太多。”

我听了这话，心里石头算是落了地。黎主任这是明摆了告诉我，她不在乎我“越级上告”，信息发布的权利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办公室”的手里，我必须立场坚定地捍卫这一权利。

接着，黎主任又勉励了我一些类似于“好好干，前途远大”的话。多少有点“画饼充饥”的意思，但通过这一冲突，我明白了，“站队”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让黎主任发怒的其实并不是这条蹩脚的信息，而是“为什么一直没人告诉我”的屏蔽，她要我“旗帜鲜明”地站在她这边，和她一条心，成为“她的人”。信息就是一条边界。到底站在哪边，考验着与之相关的所有人。初审的王青和审批的sony态度不言自明，后来黎主任也没有找他们特别的单独的谈话，只是淡淡地强调了一下信息质量等一些隔靴搔痒的话。我想，身在“办公室”，选择“旗帜鲜明”地站在黎主任这边当然是明智的，更何况“理”本来就在黎主任这边；但“旗帜鲜明”地得罪于主任却是愚蠢的，毕竟入党问题是张十分重要的牌，目前却捏在于的手里，这事怎么摆平？

我的头又痛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