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是啊。”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做好了饭，就回屋子里躺着，忽然听见梁燕眉在外屋地喊我的名字。

我连忙跳下炕，推门出去，却不见人，只见我们灶台上放着一大碗热腾腾的土豆熬南瓜。

这一大碗菜，颜色鲜艳，香味诱人。

这是梁燕眉给我的！她的心里，还没放下我。

我心头一热，眼睛都有点儿模糊了。

天一天冷似一天，日头也渐渐短了，我们百无聊赖。每晚早早烧了炕，躺下就睡，养膘。我睡不着，常常想起父亲。父亲送我踏上来敦化之路，对我，是寄托着一些希望的。他希望我在人生战场上做个合格的兵。但我恐怕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了。我只能做个逃兵。

父亲自“大革命”以来，景况一直不大好，我下乡前几个月，遇上“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我们家被他们单位造反派抄了，照片、书籍被抄走一大批。一架过去在地摊上买的美国收音机，也给当成电台抄走了。一个30来岁的少壮派蠢猪抱着收音机，边走边说：“我怀疑秘密就在这里边。”

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经常到学校去看望中国学生。有一次，偶然碰上了父亲他们一群，有人顺手照了一张相。这相片，我父亲就说不清了。单位造反派把他关起来，不让回家，又到我们学校，通过造反派组织找到我，给我做动员工作，让我劝老爸自首坦白。我很疑惑，老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美国不可能招募这么窝囊的特务吧？那些单位造反派，都是牛逼烘烘的少壮派，说话没人性，威胁我说：“你爹不交代，我们就能关他一年，你信不信？就你爸那个体格，他能挺得下来吗？”

我咬死了说：“我啥也不知道。”

少壮派蠢猪们说：“你做不做你爸工作？”

我说：“他不可能当特务。”

“怎么说？”

“他上街买菜都买不好，我妈老说他。”

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我校造反派头头赶紧捂着嘴乐。父亲单位的少壮们想发火，又碍于场合，只能恨恨地说：“你想保住你爹的命，趁早劝他坦白。”

“我日你们姥姥！”我心说，“我是谁？我造反起家，还怕你们？这辈子，你们迟早也有犯到我手的时候，等着瞧！”

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头对我有怜悯之心，打了个圆场，把那些蠢猪们哄走了。

蠢猪们终究没挖出线索来，关了父亲俩月，放了，嫌疑帽子还戴着。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回去探亲，才听说没事了，正在准备下干校。下干校，是个苦差，但对于父亲来说，等于承认了他是“革命干部”，总算摘掉了“特务”帽子。所以，夏天时他心情还比较好。

我在乡下的事情。都瞒着他，不敢说我们正跟贫下中能对着干。父亲看我晒黑了一点，还比较满意，说：“孩子，吃苦，不是坏事。吃过苦的人，栽不了大跟头。”

老爹这话可错了。我们这一代，是苦就吃过，跟斗却栽的数不过来了，没有一回能跟上时代的，一直踉踉跄跄到今天。

那年秋天，为了逃避吃苦，我们毅然脱离了主流社会，开始浪荡。家长管不着我们，生产队也管不着我们，彻底自由了。以往队里开社员会，都要叫我们，见我们彻底罢了工，刘队长也就不再叫我们了。“那一户”倒是隔三差五的就去开会。

我们起了好奇心，什么事儿啊，生产队要频繁地开会？一天晚上，我们溜到队部外头偷听。里面先是在商量农活儿的问题，商量完了，就谈到了集体户。

刘队长说：“你们那几个男生，怎么都不干活儿啦？”

王亚奎嘴快，立刻打小报告说：“他们那几个少爷秧子，能干什么活儿，天天唱黄歌，到处瞎串。”

刘队长说：“他们那几个，活儿干得确实不咋地。”

王亚奎接着告状：“他们心思也没用这上呀，成天想着往苏联跑。”

刘队长说：“就他们几个那废物样儿，还能偷越国境？”

众社员就大笑。

墙根底下，我们几个听得咬牙切齿。

回到集体户后，老龚说：“这帮王八蛋，咱们得教训教训他们。”

家轩晃了一个下摆拳，说：“对，揍他个姥姥的。”

惩罚计划很快就制定好了，我们要打一场维护尊严的战斗。从兵力上说，我们四个男生，他们只有三个男生，我们是强势。而且我们先发制人，有必胜的把握。

接连几天，我们都在备战，寻找战机。家轩被安排发起第一轮攻击，连着几天，他都不停地在练“稳、准、狠”的下摆拳。

机会终于来临了。一天中午，老房他们三个进了女生屋，在商量什么事情。家轩看见了，紧急通知我们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几个马上来到外屋地，把大门堵住，摆好了阵势。

家轩清清嗓子，叫了一声：“冯长骏，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问问你。”

冯长骏的父亲是当年的长春拖拉机厂的“贵族”工人，一月工资七、八十，家境很不错，住的是过去日伪时期的小洋楼，带地板，不比我家差多少。他老实木讷，是个善良人。我们那时虽然小，但也装了一肚子成人的坏水儿，知道欺负善良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冯就是我们选出来的“突破口”。

家轩一喊，冯长骏应声而出，问：“啥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