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恩到公孙鞅

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奠定人类文明后，二百多年发展基础性创造的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里，发生了两场意义深远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诞生了一系列奠定当代价值观的基本性宪章：《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美国宪法》……而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创造历史的现场中，一大批文人精英或煽风点火，或揭竿而起，或直接杀人放火，走上街头、讲坛、殿堂或者战场，给以后的文人们如何表达理想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美洲红宝书的制造者

说起美国革命，今天的美国人有感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生命力，大都同意把那批可敬的开国元勋称之为半人半神的一代（foundingbrothers）：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汉密尔顿、麦迪逊……

但人们常常忘记一个激情四射的破落文人：托马斯·潘恩（1737―1809）。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非常敏锐的英国文人，潘恩在英国打了不少长工短工，也写了一本攻击英国税收制度的小册子，但在英国过得也十分不快乐，并因为那本小册子丢了工作。他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英国税法在殖民地的伸延，导致了惊天动地的美国革命的爆发。当他碰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后，又听从了富兰克林的建议，移居到了美国，做了一个报馆的编辑。

由抗税而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在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会延至今日的结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大多同意，如果英军指挥官在早期更坚定地作战，乌合之众的大陆军早就被摧毁了，《独立宣言》的那些签名人就会受到追捕、审讯，然后以叛国罪被处死，美国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模样了。

潘恩又显示出了他的天才的敏锐。1776年1月，就在英军和大陆军双方都还有些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时候，一本很有煽动性的旗帜鲜明的小册子《常识》，出现在美洲大陆，并很快在大陆军战士们中争相传阅和流行，包括总司令华盛顿在内的战士们都被这本50页厚的小册子所激励：

“一个岛国不可能统治一片大陆，这不过是个常识问题。”

“任何人都不应依靠宗教为生，这样做不诚实……基督教体系是对常识的一个侮辱。”

“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

“让我们为宪法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潘恩写的这个小册子一下子风靡北美大陆，行销逾十二万册，成了仅次于《圣经》的独立战争的“红宝书”，能识字的成年人几乎人手一册。到那年的年底，独立战争困难重重，潘恩又写了一本名为《危机》的小册子去鼓舞大陆军的气势！今天美国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fmerica）也是这个潘恩先生给起的呢！

名声大振的潘恩，以一种“创造历史现场”的文人激情，高举着没有贵族、人人平等的大旗，从美国到英国，再到法国，以世界公民自居。不过，后来的命运就很悲惨了：在英国，他由于鼓吹人权遭到通缉；在法国，虽然满怀激情地投入法国大革命，并参与了《人权宣言》的写作，但由于不赞同处死国王，反对###，他被革命领袖们投入监狱。直到罗伯斯庇尔被杀，在美国大使的游说下，他才被放了出来。在国民公会任职了几年，找不到感觉，1802年他返回美国。由于实际生存能力很差，尤其，1809年潘恩在贫病交加、屈辱潦倒中逝世。据他的房东太太回忆：“当棺木落地时，当墓土撒上时，我站在棺木东边，我儿子站在棺木西边，环顾稀稀落落的几个旁观者，我说：潘恩先生，我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你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

一个勇于创造历史的文人从此销声匿迹。

二、美洲新历史的制造者们

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一批文人精英有意识地、充满激情地投入到那种“创造历史的现场”中去，把自己的才华和新鲜的历史创造紧密地结合起来。

约翰·亚当斯，这个著名的美国开国元勋，早在独立战争开始以前，就让他的女仆要管好他的信件，并在1776年专门买来文件保管箱，他要记录“已经发生的伟大事件以及正在发生的更为伟大的事件。”在他晚年的1807年，这样描写他早年创造历史现场的一种自觉从何而来：“没有什么东西比我通过观察得出的这个结论更古老了：艺术、科学和帝国总是在向西前进，从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起，在平日的交谈中我总是强调，历史将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利坚！”

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美国宪法的重要参与者，不仅曾去欧洲拜访潘恩、伏尔泰，还是早期避雷针的发明人，是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更有自信和自觉地把自己参与创造历史的自豪变成了自己的墓志铭：

从苍天处取得雷电从暴君处夺得民权

托马斯·杰斐逊，这个文采飞扬的文人，1776年他在费城撰写《独立宣言》的时候，给在弗吉尼亚老家的朋友写信，这样描述他参与创造历史的惶恐与激动：当他发现自己在离他的“国家”（弗吉尼亚）三百英里之外的地方，置身于那个受到上帝垂爱的时刻，真正感到非常躁动不安！后来他在自己的墓志铭上这样描述自己创造的历史：《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而他当过的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三届总统之类的官帽则被省略！）。

充满激情的文人还包括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一类联邦党人，为了保证新宪法被各洲通过，他们撰写了大量苦口婆心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联邦党人文集》不仅是当时文人们参与创造历史现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结晶，至今也还是政治学说史上难能可贵的原料库。

……

从那一代美国开国元勋（therevolrygener身上，我们看到了文人的激情在投入创造历史的现场后，可以变得比暴君、强权和枪杆子更有智慧、力量和生命力！

比起美国的文人贵族革命，法国的市民文人革命就显得更加混乱、血腥和过分激情。这在雨果先生的《93年》里已有生动的描述。一样的创造历史的革命现场，在美国贵族文人那里就显得理性、和平，最终服从真理与智慧；而在法国的市民文人那里就显得狂躁、血腥，谁的声音大，谁就胜利的民粹主义癫狂不断地占据上风。不过历史地看，毕竟，经过这两场革命，“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基本的当代普世价值终于登上了历史的大雅之堂！

三、中国文人：重复历史还是创造历史？

翻开我们中国历史，很有意思的是，自秦灭六国一统中华到民国创立，这期间约2000多年的历史都是重复性的历史而不是创造性的历史。皇权至上的价值观一直桎梏着中国人的思绪和心灵。一个可怕的史实是，皇权厉害到了连上帝和真主都无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和立足，皇帝就是天神和天子。中国人的宗教不是礼教而是时而凶神恶煞，时而慈眉善目，时而荒诞不经的皇帝教！

在皇帝教的形成、发展和发达的进程中，中国的文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换句话说，二千年中国不断重复的历史，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文人始终没能提出创造历史的思想和价值观，而文人们所有的天赋和才华都始终围绕着皇权和皇帝打转。

天才贾谊虽然看到了大秦虎狼之师的凶残狠毒而写出洋洋洒洒的《过秦论》，但整体架式还是沿着帝王师、帝王术的老套，无赖董仲舒不但自己装神弄鬼弄不出多少新花样，还力倡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要把文人才子们的思想统一到帝王上来；历朝历代的才子志士们都会谈古论今，但基本价值观都是重复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最后发现皇权太厉害后，一部分聪明的文人干脆跳出社会历史去创造自身的个人史，这些个人史虽然很精彩也很有色彩，但总是显得单薄：嵇康、陶渊明、王勃、李白、苏东坡、欧阳修、辛弃疾、徐文长……大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