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很有操作性的文人志士也在历史的现场表达出非凡的梦想和激情，呕心沥血地玩起了变法的把戏：晁错、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无一不是充满激情和豪情地投入改变历史的进程，但结果是一个比一个更悲壮。更为可怕的是，回过头来冷静一看，由于没有创造性的革命性思想，即便是他们的变法成功了，他们做的大多是无用功，历史还是原地踏步地运转，他们的表情和激情大多被浪费了。

在创造历史的现场中，我们就找不到中国文人志士的影子？

也不尽然！

四、“求贤令”求出一片新天

公元前361年，年轻的秦孝公即位，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孝公发了一道求贤令：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孝公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求贤令比起几百年后曹操的求贤令来就显得更朴实动人。曹操的三道求贤令确实显得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但文章张牙舞爪、文采飞扬，充满英雄气概。而秦孝公的求贤令透着谦恭、实在：谁能出奇计强秦，我就与谁共享秦国！

结果，秦孝公招来了公孙鞅。

太史公司马迁很不喜欢商鞅，在他的笔下，“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

但我们看看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满怀改变历史激情的商鞅都干了些什么？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变法，前后大概干了这么几件事：

一、鼓励耕织，荒地谁垦谁有，且可以买卖。可以说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推行法制的土地私有化的第一人；而后又废井田，开阡陌，放手让民众发展农商；

二、改贵族分封为郡县制，即改历史上传统的家族分封治理而为皇权法制的政府治理，而此种治理方式居然还延续了二千多年，可见其眼光之精准；

三、鼓励军功，禁止私斗。在军功面前贱民与贵族人人平等；

四、例行法制，实行连得连座，在法律面前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人人平等；

五、统一度量衡，也统一国民法制第一的价值观

……

商鞅执政十年，秦国大治。国民勇于公战，不再私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为百年后秦灭六国、统一华夏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变法中，商鞅的变法是真正创造历史，并长久屹立在创造历史现场的变法。

秦孝公实践了他的诺言：让一介文人大展风采，高官厚禄并与之分土。但秦孝公也实现了他的梦想：秦国强大了起来！

五、主动与自觉地投身于创造历史的现场

但是，商鞅投身于历史现场是被动的。没有秦孝公提供历史的平台，公孙鞅估计永远是一个鼓吹法治之术的小文人而不能成长成屹立在创造历史现场的商鞅。

中国历史上有主动去投身创造历史现场的文人志士吗？

有。

历史的车轮转到清末。当西方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之风东渐，一大批文人志士闻风而起，中国历史终于又开始不去重复而是要翻开新的一页，敏锐而好学的文人们终于有机会粉墨登场。

在这种历史场景下，激情成了表达的第一特征。率先在文人传统中杀出重围的是康有为。他雄心勃勃地上窜下跳，又是公车上书、又

是结会结社、又是激扬文字开报馆广言路，成了一代风流人物。但由于其终结思想依然被锢于皇权，最后也只演进为重复历史的过渡性的文人过客。

真正让历史记住，主动投入并屹立在创造历史现场的大文人恐怕当数陈独秀和胡适为首的《新青年》一代。

土生土长的陈独秀不仅以敏锐的触角感悟到新时代的真谛，还身先士卒用《新青年》的锐气和风范去高扬“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的大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用笔，也用热血和身躯去创造新主义的政党，为此付出了生命和家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在陈老夫子身上，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可以投身并屹立在创造历史的现场的崇高雕像。

去西方取经得到博士的神童胡适，比起躁动激越的陈独秀就显得更儒雅厚重，但并不妨碍他参与创造历史的激情，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不表，请来改造社会的实战思想大家杜威先生，并尽力传播有用的新思潮，敢直谏并教导独裁者蒋公，悉心办好民主人权重镇北京大学，更自觉自信地亮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的底牌等等，比起他个性鲜明的老乡陈独秀，胡适先生的创造历史现场的形象并不逊色。

那一代催生少年中国的新青年们，将真正永恒地屹立在创造历史的现场中！快一百年过去了，后人们将永远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