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还不满十七岁。和现在十七岁的孩子相比无知、瘦小、坚韧。四年前，我还是个倍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子，以一个“全面发展”的“三好生”的身份带着一脸稚气和对大孩子世界的好奇跨入了爸爸担任副校长、妈妈是教学骨干的重点中学。中学第一年，又以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三好学生”称号。我至今还记得爸爸妈妈为表彰我的成绩而举行的朴素却不失丰盛的小小家家宴，可万万没料到那竟成了我们全家最后一次欢聚。
暑假还没到，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席卷了这座红色的古都和以其为中心的泱泱华夏。在我还没来得及学着高年级同学的样子带上象征信仰和追求的红底黄字袖标的时候，白底黑字红叉子的大牌子就挂在了爸爸妈妈胸前。我被一切政治活动拒之门外，连亲眼目睹爸爸妈妈挨批斗的权利也在挣脱大孩子的拥架试图上前安慰、扶助已难堪重负的父母之后被剥夺了。
我从暂时关押我的教室翻窗逃回家，看到的却是正在疯狂砸抄的人群和带着惊恐远远观望的邻居。领头的带着袖标的体育老师几下制服了我，让人用毛木坯子封了屋子再贴满大字报之后又把我抓回了学校，关进了煤棚，和食堂的厨房一窗之隔，没有专人看管，那扇通往厨房的窗也没有上锁。
我能听见白天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军用皮带抽在身上和地上的“劈啪”声，爸爸、妈妈、校长、主任以及一批资深老教师的惨叫声，还有夜里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哀叹、呻吟以及抄家、打砸的喧嚣。我从小在这座学校里嬉闹玩耍，对这儿的一草一木原本都很熟悉，可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座陌生、恐怖的地狱！没有了初秋的蝉鸣和蟋蟀的细语，周围充满了暴力、疯狂、恐惧和痛苦。
一个月过去了，抄家的声音渐渐远去，痛苦的呻吟也微弱下来。在这本该是这座古都最为明媚、晴朗和光芒四射的一个月里，我却被圈禁在这个陌生死寂的小院，愤怒、哭泣、绝望，再愤怒、再哭泣、再绝望，白天黑夜地胡乱抓起棚子里堆着的煤块，无济于事地投打那在我是不可逾越的高墙……好在隔窗便是厨房，我总能从窗台那一边的什么地方够到一些吃的。院子里有个带“渗沟”的水龙头，可以让我喝到水、洗去日渐萧瑟的秋风、泪水和拭泪时手上的煤灰在脸上、手上留下的泥垢。在物资紧张的当时，存储煤和粮油的地方是一个单位里的“要塞”，煤棚所在的院子和厨房都是上重锁的。我出不去，没有钥匙的人也轻易进不来。
国庆节前夕的下午，把我关到这儿的体育张老师从外面打开门铲了一车煤走，临走经过我身边停下说了句：“棚子里去，小心看着煤……”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还没醒等我过神，大铁门又“哗啦啦”锁上了。
当晚，我从他挖煤时“无意”露出并“无意”掀开的一块原来在煤堆下面的石板下找到了防空洞口和他“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火柴，一根根擦着在洞里缘壁而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看见星光的出口。夜色中，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拉上地面，捂住嘴巴，象拎小鸡一样拽着我急匆匆走过夜幕，来到一间闪着昏暗灯光的屋子。我先是认出了这双曾揪住我头发的手，而后认出了这间曾经是校医室的屋子和床上躺着的爸爸――爸爸青紫浮肿的脸被厚厚的绷带环绕着，眼里闪着慈爱和期待光芒。他吃力地伸出冰冷的手，试图为我抹去泪水，但手还没到，就又软软垂下，一线清漓的泪水涌出眼角，凝住了那个充满慈爱和不舍的眼神，没来得及跟我说上一句话……
身后张老师的一只大手紧紧捂住我不禁嚎啕的嘴，另一只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在眼睛再次被泪水模糊之前，我看见了他紧闭的双眼中涌出的同样的热泪。
我又被无言地拖到一间废弃的储藏室，见到了满身伤痕、衣不遮体的妈妈。张老师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我们用无声的泪水祭奠了爸爸。爸爸长妈妈二十岁，长我四十五岁，能一直熬到今夜就是为了再见我一面。妈妈为我擦干了眼泪，整了整衣衫，从怀里摸出一个尚带温热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深深的裤兜，只说了一句：“好好带着，千万别丢了……”而后又冲身后的张老师充满感激地点点头，便别过脸去，将满面泪痕隐入黑暗，再不看我一眼。
张老师带我钻洞上房地出了学校，拽着我在无人的街上不停小跑。要不是平时跑跳不断，怕是早已被他拖着走了。直到护城河边脚步才放慢了些，可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径直朝城外走去。
他把我安顿在一个据说是他同学的羽毛球教练家，没留下任何话。一星期后，我又被一个据说是他母亲的瘦小老太太接回城里自己的家，也没留下任何话。
后来才知道，他在节后带着学生到外地串联去了。妈妈在我逃走的当夜在囚室的墙上撞开了自己的头颅，跟着爸爸一道去了……
我没有被告知父母遗骨的所在，成了连祭祀都找不着坟头的孤儿。陪伴我的只有妈妈留给我的那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一把钥匙和一个杯口大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像章是妈妈提前送我的十四岁成年礼物，钥匙可以开启家里唯一带锁的柜子，里面有爸爸作为特级教师、妈妈作为全市最年轻的中学二级教师多年积攒下的一千多元的存折、我从小到大和他们一起照的所有相片和一些半旧的书籍。以往，这个柜子在家里是我的禁区；而现在，我得到了钥匙――成了一“家”之主。
那封信是妈妈以她和爸爸共同的名义留给我的最后的话。在我放弃读懂它之前，薄薄的几页信纸已被泪水浸得斑斑驳驳，一片模糊。我蜷缩在家里，任凭串联归来的红卫兵们砸玻璃、在窗口和胡同里的墙上贴大字报。十四岁生日那天，我别起妈妈留给我的像章，抄起生火的铁铲走到屋外，光天化日地把那摞了几层的“xxx、xx黑夫妻自绝于人民”、“死无葬身之地！”、“xxx、xx永世不得翻身”、“……狗崽子必须主动接受革命群众改造”之类的白底黑字、黄底黑字们从墙上、窗框上连铲带敲地弄了个稀巴烂！
当晚，我被一群全副武装的红卫兵架到学校，在一间明晃晃的教室里被雨点般的军用皮带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血溅在墙上，在已经干涸的血痕中间又添上了几缕鲜红；衣服被扯破了、抽烂了，那枚像章也不翼而飞。要不是张老师及时赶到，我真不知还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间曾经窗明几净，萦绕着朗朗读书声的教室。
带着满脸满身的鲜血、伤痕和满腔的委屈、仇恨，靠着张老师偷偷留下的干粮、钱和粮票，我深居简出地一天天养好了伤，一天天迎来了冬天――那个我有生以来最冷的冬天。
张老师那一夜为了保护我跟几个高年级“造反”头子起了争执，被学校新近成立的“文革小组”“停职检查”，看管了起来。不久，听说被调到不知是哪儿的另外的学校去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能再得到他的任何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