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长得很好。叶子妊娠期间营养足，加上产后一连四十多天姚金平每天都让二军送来一只鸡，奶水也足。可叶子的身体一直很虚弱，又没日没夜地看护孩子，小孩子初生时那几关倒是都顺利地过了，母亲的人也瘦了下来，脸色憔悴了许多。她真的有点儿老了，皱纹虽然细浅但却清晰可见；身上的肌肤开始松弛，不再有以前那般的弹性；乳房下垂，软绵绵象两个口袋，渐渐失去原先的光泽；头发也枯萎干涩了起来；大眼睛周围浅浅地现出了肿泡，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更加嘶哑，不似以往的动听了……
那一年很动荡。因为孩子刚过满月，我们没去拜祭小芳――多亏没去，清明那天出了大事！七月里，又一伟人逝世，然后就是闹地震，全院儿都住进了街上的防震棚。我忙着跑前跑后地支援邻里（派的活儿，不干也不成），她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小芳风餐露宿地受了不少罪，好容易秋凉了搬回了屋里，新中国的擎天巨柱又溘然长逝――这一年是怎么了？！
九月的悼念活动是全民性质的――中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惶恐。
至十月，又是全民性质的大游行，顿时又歌声四起，人声鼎沸。我也随着街道组织的游行队伍很是游了他几天。虽然对这一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意义不甚了了，但能从人们表情的热切（真正的热切而不是带着盲动色彩的狂热）程度感觉出来――这个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有人都将被驱之而动。以后，必定会大不同于以前！
女儿满了周岁，叶子算是松了一口气，又开始了编织活计，我又显得无事可做起来。夏天里，终于有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接下来是肃清“四人帮”流毒的运动。高考制度也恢复了，叶子劝我趁年轻考大学，可我想都没想，被她说得紧了，干脆摔门而去出去找工作。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有了争吵。先是关于孩子，关于找工作，后来则已记不得关于什么了，总之是些提不上桌面儿的家长里短。在家闲居久了的我为找不着工作而烦躁，她则有时因为劳累而抱怨，一来二去的我开始发脾气，她就和我吵，我吵不过她，有时摔门而去，有时独饮闷酒……
记得地震那会儿住在外边，有一次吵得很厉害，惹得街坊四邻纷纷来劝，她哭了，劳累了一天的我觉得在街坊们面前很丢面子，不依不饶起来――“哭什么哭！哭给谁看哪！告你要哭就没商量！怎么着我这儿还没说什么哪你倒嫌起我来了……”因为什么忘了，只记得她当时就不哭了，劝走了街坊们。之后一连几天都没理我，直到小小芳因为淋了雨发起高烧，急火火一块儿抱着上医院才又重新说上了话，俩人对那天的事儿谁也没再提……
我在外边漂了十多天才回家。工作没找着，身上的钱也花完了。
一进门，她就迎过来又是问寒又是问暖又是做饭又是沏茶，全不责备，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直到晚上，哄着孩子睡熟后她才说：“小枫，以后出远门儿跟姐打个招呼，告诉了上哪儿，多暂回，成么？省得老惦记着……”
“成！……是我不好，别生气……”
“不生气，就是着急。姐嘴不好，老惹你生气，以后不多说就是了……能不能少发点儿脾气，孩子会被吓着的……”
我发现她白天黑夜总是懒懒的，没有了以往的勤快，有一阵子毛活儿都不织了。脸色也日渐憔悴，不爱说话，吃不下饭；对欢爱毫无兴致，人显得更老了。
“姐，你病了吧……咱瞧瞧去吧。
姐没病……就是老了……
由于我不辞辛苦地寻觅，终于又在南郊的一家木材加工厂找到了一份“助理购销员”的工作。因为我对城里环境熟，又一不要房子二不要转正，对这一行也还算懂点儿，所以挺痛快地就被决定收下了。
我城里城外地跑了起来。由于离家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叶子咬着牙伺候我一早一晚的吃喝。开始时毫无路数，跑了一两个月也没办下几件事，心里不免烦躁。好在厂里也不是太计较――毕竟，“文革”才刚刚结束，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循序渐进。我在叶子的鼓励下努力坚持，留神跟人学，到了冬天，还当真慢慢熟络了一些。她很替我高兴，不失弦儿地夸我聪明能干。日子过得又有了生气，她的精神也好多了。
小芳满两周岁时，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工作，叶子也重又操起了编织，买主仍然是姚金平。小芳白天里在家里走来走去，“咿咿呀呀”地和她做伴儿，而我只能在星期天才能真正的跟女儿逗闹玩耍一番。小家伙挺机灵，两岁多也正是最好玩的时候。
厂里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即将兴建的宾馆提供装饰材料。宾馆是什么？什么样子？我没有概念，厂里大多数人也没概念。还好设计宾馆的技术人员来厂指导、讲解了几次……“建宾馆？就是说这座城市的客人要多起来了……”我暗自想。
在当时，这既是艰巨的生产任务，也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所有材料的原料质地、产地都有严格规定，与二十年之后的情况大不相同。其中有一大批木料需要识木材的人到东北林区和南方去定购。当时的厂里，我算是一个识木材的人――大多数工人只认识几种常见的家具用木材，而我原先在北郊工厂干活儿时就认识了不少种不算常见的木材，还在湖北认识了些南方产的木材……任务紧，需要紧急采购。当时正是三月中，东北林区还是天寒地冻，可按加工进度又需放在前面进购。我毅然主动要求自己和两名年轻正式工一起马上去东北。厂领导很高兴，把任务交给了我并让我一路上管理两个随行的正式工――他没有告诉设计人员我只是个临时工。在当时，“临时工”三个字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是和“不安定”、“不可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和叶子打了招呼，带上所有的冬衣上路了。两个正式工比我年龄小，借父母的路子当了正式工，几年前也当过一阵小混混儿，时值姚金平坐镇南城之际。两个小子虽已上了正路，却至今仍对姚敬若神明，对二军也有几分敬畏。临走前二军到车站送我碰上了，两人才知道我是二军早年的“大保人”，竟生出了不少敬畏。在他们眼里，我在那一刻由“临时工”变成了“大哥大”。我没有拒绝二军让他们给我行礼问安――此时不比平常，这样也许一路上更好办事。
东北很冷，路子也不熟，好在介绍信上的公章多而且大，三个人又能齐心协力，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了眉目。终于，在千里冰峰开始初融积雪的时候，我们的货物均已备好，进价比计划中的要低，我打通长途电话和厂里确认接货事宜，厂长亲自接电话，问我能否再跑一趟湖南……我一口应承下来，押货回厂之后家也没顾上回，打了个电话让居委会带个话儿，在车间里睡了一夜又上路南下了――仍和那两个正式工一道。
南方的情况不如前一次顺利，加上已进入雨季，木料受潮严重，难辨优劣，一批货分成几次发――我也知道自己是个不那么被人信任的临时工，越是这样越是不能出差错。所以耐心地一一甄别，见缝插针地逐批发送，住在原料基地的工棚里两个多月才算把这批数目可观的材料如数可靠地办完。两个正式工总催我，我就给他们讲缘由，讲得头头是道。他们无奈，陪着住了两个多月工棚，虽说叫苦不迭，但“小秋办事真负责任”的赞誉也随之在厂里悄然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