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口气跑到南城小桐家。她正在焦急地等我，见我满脸血污，吓得直往后退。我冲进卫生间，放水洗脸，她跟进来，斜倚门边。
“这是怎么了一付狼狈相儿？……打架了？……瞧把你吓得，跟杀了人似的。”
“说对了，杀了人！”我拿条毛巾擦脸，再看她时，只见面如死灰，双唇发抖。
“真的？”
“干吗骗你？收拾收拾东西，咱得逃！”
“逃哪儿去？”
“不知道，到哪儿算哪儿吧……不怕，反正……”我抄起皮包。
“不！”她忽然大叫。我放下皮包，惊讶地回过头。
“你……你……你……去自首吧……”
我的心一沉，头晕了一下，好象一瞬间失去了重心。胸口似有千万根小针刺着。
“对不起小桐，我做的事是不得已，杀的人早就该死……我不觉得自首是个办法……我忘了和你商量，很抱歉……现在，要么你跟我一起走，亡命天涯，同甘共苦；要么我走，你留下，从此永远忘了我……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你，选择吧……”
她沉吟半晌，狠狠咬咬嘴唇转身走进卧室。我心里的千万根小针好象倏地又都不见了。
片刻，她从卧室出来，仍旧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张纸片，一言不发地伸到我面前――我的户口卡――心里的千万根小针又回来了，刺得我浑身冰冷。
“嗷！差点儿忘了！”我接过来，拼命拦住正往眼角涌的泪水。“谢谢你的细心……”我拉开皮包，叶子送我的那件毛衣露出来，掩住了满满一包钞票。
“那是什么？”我把户口卡塞进夹层时她问，“是毛线么？”
我抬起头，望着她，缓缓拉上拉链，死死拉上，“不！那是我的命，我的爱！永别了！”转身夺门而出，泪水终于在刚刚跨出一步的时候流了下来……
我跑到南站附近，跳上一辆刚离站的拉汽车的露天货车出了城。躲过了两次车组人员的巡查后，天亮时分跳下车，已到了河南地界。我谎称过路人，搭上一辆卡车到了洛阳，给了司机一百块钱。下车后，便开始了逃亡生涯。
我从没在一个地方呆过一个月以上，尽管没有任何被追踪的迹象，但也总是三四个星期就离开。仗着皮包里的五万元钱，仗着做生意时为了方便用“王至学”的名字印制的名片――这个名字叫的人很多，不易被记住，用以搪塞那些不想再做二回生意的人――走遍大江南北。我不敢出示户口文件，一路上晓行夜宿，成心把个好好的皮包磨得班驳陆离，人则是胡子拉茬，不修边幅，俨然一个穷办事员，只能睡澡堂子、大车店――谁要想知道半个中国的上千个澡堂子的地址或旧址，只要说得出名，尽管来问我！――我从不生事，从不多看，甚至从不敢多花钱，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就这样飘泊了三年半。
三年半的时间里，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途径五十多个中小城市，吃过剩饭，扒过火车，睡过大街，也住过农家。三年半的时间里，我见过八百里秦川的壮丽，也见过巴山层叠的凶险；到过气势宏伟的三峡，也乘过鱼米之乡的小舟。大海的惊涛骇浪使我激情涌动，南国的阴雨绵绵使我忧郁重重。我陶醉于“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浪漫，感泪于“大江歌罢调头东”的恢弘……我兴奋，我疲惫，我惊惧、我绝望……但有一个影子、一个声音一直伴着我一路走下去，永不驻足。每当我进入梦乡，那影子就款款飘来，火红的头发迎风吹动，好象一面温暖的旗帜――是她！我的叶子！每当我伤心忧郁，泪水轻谈，那声音就会在耳边响起：“这颗心是红的，是真的，是你的……”――叶子的声音，对生命，对我，对爱永恒而沉重的承诺！
我经常回忆起我们初遇的那个夏日，回忆起我们再见的那个寒夜，回忆起她把自己交给我时那灿烂无比的微笑，回忆起那在湖北小城荒僻边缘的点点滴滴……
新婚之日的大红衣，多么灿烂，多么绚丽，似乎跳动着无穷的希望和热切；临别时含泪的眼睛，多么不舍，又多么坚定，好象传递着发自心底的千言万语。十年的相依相伴，风雨凄迷里有多少事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那里面有欢笑，有泪水，有血腥，也有温馨；有和谐，有误会，有伤害，也有谅解；有幸福，有艰辛，有苦涩，也有甜蜜……所有的一切都如百川东汇般地密密地汇成一个字，一个用血泪铸就的清清楚楚的大写的字――“爱”！这个字越来越致密，越来越沉重，致密得闪出了万丈金光，催人泪下；沉重得锁住心房，无从割舍！她引我一次次从伤心绝望中挣脱，伴我在漫漫长路上无悔地飘泊；替我遮挡雨雪风霜，为我燃起希望的灯火……
出逃第四年的秋天，我到达了新兴的南疆特区――深圳，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我大着胆子以“王至学”的名字进入了一家公司――不需要档案，只讲面试的销售公司，得到了一片临时性的身份证明，三个月以后变成了“暂住证”，随后不久，进人进住制度就严格了起来，我万分侥幸地拿着暂住证离开了那家公司。
凭着一张暂住证和卖命的工作劲头，以及也还算丰富的购销经验，我进入了一家较大的装潢公司，开始跑北方进料销货。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展一步步北上，于又一年的夏天终于因公差回到了北京，其时，距出逃已是四年有余了。
北京变了。房子新了，汽车多了，到处都在建设。虽不及深圳的步伐，但也显出了日新月异的发展速率。公共汽车由老式变成了新式，出租汽车由不足百辆的“华沙”变成了几千辆“蓝鸟”。孩子们都带着红领巾，原先走路上下班的人们一大半儿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商场明亮了，货品丰富了，还有了彩色电视机，连油饼炸糕都变得色浅而量薄了。
家也变了。
当我办完公事发了货，打长途跟公司安排完那边的一切，请了假兴冲冲跑回来的时候，门是锁着的，门窗班驳，积尘累累，杳无生息。
“走了，小叶带着孩子走了……都走了小三年了……”已经老态龙钟的张大妈告诉我，“因为什么不知道，二军子倒是一直都来……现在开出租了……你横是比我清楚……老了……记不住了……”
我跑到派出所，没有叶子和小芳户口迁出的记录。说是差不多三年前孩子的姥姥平反回京了，八成是跟孩子姥姥一块儿住去了吧……“叶子好象被传过，不过是分局直接传的，怎么回事儿我不大清楚……早了去了！当时这边儿经手的人已经调分局了……得得得，你就这么一张离婚证算什么呀，没法往上打听……离婚这么多年才想起回来一趟，您这爹当得也够可以的了……”显然，叶子可能回到美院的娘家去了；显然，至少现在的派出所一级干警无意追捕“杀人在逃”的我。
屋里很整齐，桌上摆着一个小镜框，嵌着一张彩色照片――叶子搂着小芳，身后是天安门城楼，相片底角烫金的日期表明是在小芳生日照的――是我逃走整整一年以后照的。那个时候，要照一张露天实景的彩色照片是很难的，很贵的……
屋子里静悄悄的，除了被我的走动无意带起的尘土之外，一切都是静止的，好象静止于某一时刻……我拉开灯，东翻西找，户口还在，叶子的编织工具不见了，小芳的衣服玩具不见了，叶子的换洗衣服也不见了……街坊四邻聚在院子里交头接耳，猜测着叶子母女的去向和我的来向……
“枫哥！二军对不起你！没照顾好她们娘儿俩……”这是他进门的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