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美国来信摆在办公桌上。打开的信封，就象金樱桃张着口跟他说着人生伴侣的分手。

高克军揉着胡子拉茬的脸：“樱桃，难道我们就情绝缘尽了吗？这一切到底怪谁呢？”

王思哲推门进来，汇报政府债券发行的事，高克军问发行仪式组织得怎么样了

王思哲吭了一声：“嗯，这不，我特意来请你参加。”

高克军没好气地说：“对我还用请字不但我，所有市长都要去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我们表这个态很重要，可以坚定群众的信心，激发人气。市委那面请谁了”

“谁也没有。我请示陈书记，他说这是政府行为，本着党政分开的原则，他们不参加。”

地痞流氓也不过如此吧!有些人就是没有成人之美之心，你就是让他抬抬手鼓鼓掌、动动脚到到场都不干。而陈光玉他们不到场，背后的潜台词比这要丰富的多。政府要压缩建设规模，他们似乎忘记党政分开的规章了，高克军不让财政给dec打款，他们就越过你直接指令财政局了。明明显显在制肘你高克军的手脚，却永远有堂皇的理由。高克军强压心中升腾起来的怒火，因为他不能在王思哲面前流露出这种愤懑，他要让下属没有思想负担地工作。他翻了翻工作台历，说道：“党政分开，真是绝妙好辞!我们早该这么做了。这本来就是咱们的事，自己的锣儿自己敲吧。你们办公厅通知各位市长，今天下午召开市长办公会。市长要带头，各口要动员，确保发行一次成功。在这非常时刻，我们经不起失败，经不起流言蜚语。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至少要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认购。对这种爱市行为，我们作为自愿要求，但要强制执行。”想到陈光玉等许多观望者在等着抓破绽找漏洞列罪状，高克军既感慨又感伤：“思哲，这是我为国有企业押的一次赌注。袁大头以及其他的厂长，他们要是把项目把企业搞砸了，我就是跳海自尽也罪莫能赎。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呀！喂，纪严兼并市机械厂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还比较顺利。”

“顺利就是顺利，不顺利就是不顺利。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用形容词。”高克军以为形容词就好比女同志的化妆品，一篇文章，形容词用的多了，看起来华丽，却说明干货不多；如同一个女士，化妆的越是漂亮，你就更要怀疑她的底盘。因此人们形容市长的报告、文章、讲话稿就象子弹袋、子弹夹，饱满、实在、顶事。

“市土地局要收三十万土地转让金，纪严不想出，整个事情就剩下这道手续了。”

“纪严到底着急不着急三十万就扭扭捏捏的。”

“他说原来兼并合同里没有这项规定，他要按合同办事。”王思哲苦笑了一下：“可土地局强调依法办事，法律管着合同。双方是寸利必争、寸理不让呀。”

“唉，真是应了哲学教科书上说的，矛盾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你是什么意见”

“依法行政，我们不能老逼着政府部门让步。关注这起兼并案的人很多，纪严又是个民营企业，我们应当谨慎一些。在私人老板与公有制企业、部门之间，和稀泥是往自己脸上抹污泥。”

“你认为我是个泥瓦匠”

王思哲点头道：“而且是一个水平不低的泥瓦匠。”

高克军望着桌上的一沓文件，叹了口气：“我也想当总设计师、总建筑师，可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有那么一截距离。机械厂死在那里，土地局他一点也想不出盘活土地资产的办法。你刚找到了活路，他就卡住你的脖子要钱，一口气也不让你喘。说句没政策水平的话，他们要钱干什么，绝大部分养活了人，入了小金库，用不到正经地方。有时候我觉得不少部门纯粹是改革的绊脚石，恨不得连庙带和尚全赶得一干二净。可惜我有这么大的气愤，却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算了，这一次我就听你的，给纪严打电话，为这些管卡压者服务一次。”

王思哲前脚走，王连元挟着公文包进来。面对这个胖乎乎的家伙，高克军就没有对王思哲那么客气了，而是把窝在心里的怒火全发泄出来：“老王，你是市政府的财政局长，不是市委的财政局长。”王连元不经他的同意，擅自划给dec公司五百万元。以前是妖精要吃唐僧肉，现在是孙悟空和妖精共谋要吃唐僧肉。高克军感觉到自己的胸膛成了滚滚的洪炉，他恨不得口吐三昧圣火，把一切肮脏都烧了。

王连元把公文包搁在一旁，摆出一付好人难做的样子：“可我是共产党员，市委陈书记的指示我也得服从。你们领导们吩咐下的事，我都得去做。”

高克军的话象连珠炮一般喷射而出：“你工作的岗位职责是对我负责，我们是政府系统，是行政首长负责制。你头脑中的天线，不要光接收一把手的信号。没有我的签字，你是无权调拨这么一笔资金的。也就是说，你这一拔款行为，超越了你的权限。那次现场会你是参加了的，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我不同意拨这五百万。你派出去的调查组，连dec是一个什么样公司的结论都没有得出。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把这笔款拨过去了。这是典型的明知故犯，典型的目无组织纪律，不守规章制度，拿国家财产当儿戏，简直可以办你一个渎职罪。”

王连元仍是拿市委书记作挡箭牌：“我档案室有陈书记的批示。”

“你的责任不能推给上级。”高克军知道陈光玉的批示向来是五字真言：“请酌情办理”。从字里行间你是揪不住任何尾巴，他只是要你酌情办理，并没有强迫你执行。经过酌情，你也可以不办理嘛!尽管谁也知道不办理的后果是什么。因此，高克军的鞭子，只能抽在胖墩墩的王连元身上。

“体制上党政不分，谁的批示我也得照办。反正木已成舟，我只是说清事实。”

“事实是你放弃了责任，国库的五百万元泥牛入海。好我的老王，我们有那么多下岗工人领不到工资，那么多离退休人员看不起病，你却大笔一挥，五百万元就慷慨出去了。你应该扪胸自问，认真反思。从现在起，你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给我追回这五百万。另外，财政周转金，周而不转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送人情，让老百姓戳脊梁骨。要开展整顿财政周转资金的活动，使用到期的一定要拿回来。下午就召集全局会议，我去安排这两项工作。做不好，我是非处分你不可。”

王连元把头一梗：“干脆现在就处分我好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处分弥补不了损失。那五百万如果真损失了，处分你十次又有什么用要是一个处分能换回五百万来，我每天处分干部就得了，何必再操心经济。老王，我知道这些工作很难，肯定有阻力。前任市长们办的周转金我不敢说，现任市长不管谁批的，到期一律收回。收不回的，你给我反映，我让他去给你收。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行政官员，谁也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高克军看出王连元眼里并没有挑衅的光泽，而是含着一种意味。高克军以为自己明白了，王连元他可能认为市长只有财权、事权，而没有人权。掌握他顶戴花翎的是陈光玉，而不是他高克军。高克军所能给予的政纪处分，是不能在王连元内心深处产生震撼的。高克军面临的尴尬，只有他自己清楚。陈光文把“铁哥们”放在管钱、管财、管物的重要岗位，自己撼山易，撼“陈家军”难。这些“铁哥们”经常到处夸口：“哼，海市姓陈，陈不倒我不倒，万里长城永不倒。”他正在沉思，王连元缓缓地说出的一番令他震惊的话：“趁你现在还能主持正义，还能对我讲方才那样的话。给我一个处分，你还能取得一种形式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还能有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旅游公路以及一大批重点工程后面都有你们市委、市政府大楼里的主人。名义上是领导负责，实质上是利益诱导。谁也希望掌握工程的发包权，通过另一部分人对权力的寻租，从而谋取所谓的双赢。他们已是利益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而你孤军奋战，力量悬殊是很明显的。仅凭你的正义感、责任感，是挡不住他们的。”

高克军冷笑一声，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指着王连元：“你是担心我将来失去处分你的权利，谢谢你的提醒。修不修路是一回事，追讨五百万是另一回事。你管了多少年财政，比我更应当知道一分一厘来之不易。”

“我尽力而为吧。不论你怎么处分我，我都不会埋怨你。我这就回去通知召开下午的会。”王连元说完挟起公文包往外就走。高克军本想喊住他再谈几句，但还是忍住了。他把手指曲起来，指关节重重地叩击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脑海里浮现着一副副同事们面红耳赤地支持重点项目的嘴脸。难怪有人编出顺口溜，说什么农民急脱贫，工人盼吃饭，政府抓工程，市委提干部，原来确有所指呀!不少人把党性原则和道德法则都丢了。看来仅凭自己的努力，已经很难阻止这些人在“公”字旗号下的私人行为。他热血沸腾，冲动地抓起电话，叫电视台金台长马上派个记者来，他要在电视上谈谈关于旅游公路以及其它工程项目的调整情况，利用公众舆论来扭转当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形势。紧接着又给公路局吕局长打电话，让他将有关资料马上送过来。

最近以来，随着高克军对一些重点工程的“打压”，来他这里谈工作、报情况的人明显地少了，门庭若市的场景基本上没有了。“自己必须耐得寂寞。谁也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是对公正、公众的最大伤害，是对事业的最不负责。”他摇摇头，从桌上拿起一份财经时报，翻看当前的经济动态。

吕局长怀里抱着文件进来，擦着满头大汗：“高市长，我已经说过，我是真想修这条路。上次现场办公，你说十天后见。结果十天后没见到你，见到的是李书记。他来到工地上，举着喇叭说：‘市委要不遗余力地把这条路修下去，就是花党费也要把这条路铺出来。’当时，我是鼓了掌的。”

“不是我不去，是陈书记不让我去，怕我泼冷水。在海市，一夜之间，我似乎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个给工作设置障碍的人。说句真话，我离开海市，最容易；我留下来干，是不简单的。如果我告别这个地方，你会不会鼓掌。”

“为什么拍巴掌，我不明白。我明白的是直到眼下，工地上还没有接到市政府的一分钱。”

“李书记的党费呢他没有给你们讲神话故事？”

“什么神话愚公移山”

“不，引进一千万美元的故事。”

“我没有耳福，听了也不敢相信。我一天在工地上，听到的都是工人们群情激愤的呼喊!他倒是让我做思想工

“你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