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真的，”肖劲盯了倪思源一眼，又继续道：“但附近没有住居民，也找不到目击证人，就在我们拍完照片准备离开工地时，银都局一名姓田的主任就带着两名保安急匆匆地赶来了，一下就把《北沟晚报》的那个记者的相机扯坏了，我们和他们理论，那个姓田的的态度还很不好，后来，我才搞清楚了，那姓田的主任就是陈六湖办公室的主任。”

“是田晓雄？”倪思源有点疑惑，紧问一句。

“对，”肖劲道：“我们已查清了，就是这个田晓雄。”

倪思源自言自语道：“这个时候，他跑到那里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还不是捂盖子，怕事故给曝光了。”方明道。

“北银钱是新线，不是既有线，又没有开通临运，工程方面出了一点事故，也不是什么大事故，他们自己处理就行了，用不着银都局领导出面啊。”倪思源抬起头，看了方明一眼，解释道。

“按你这么说，那肯定就不是一般事故了！”方明道。

倪思源摇了摇头，问道：“那是什么事故？还真是发生了大事故？”

肖劲道：“当地老百姓说，压死了很多人。”

“压死了人？”倪思源又问：“多少人？”

肖劲摇了摇头，道：“没公开，具体数字当地人也不知道。”

“不可能吧？”倪思源有些疑惑，道：“压死了人都不公开，善后工作怎么做？”

“怎么做？私了嘛，这样的事，银都局还需要你来教？”方明道。

“不可能，不可能，银都局又不是黑砖窑，工伤事故压死了人，国家有政策，他们有什么必要进行私了？”倪思源不相信。

“有什么不可能，你以为银都局的管理就比黑砖窑强？”方明盯着倪思源，顿了一下，又道：“告诉你，凌磊经历的事更蹊跷，你就让他说给你听听吧！”

凌磊笑了笑，道：“我倒没去北银线采访，我是去了岭西，在岭西市采访完后碰到的。”

“你又遇到什么了？”倪思源转过头，望着凌磊，下意识问。

“上个星期，我去采访岭西交通局，他们局主管的高速公路项目进展很快，工程质量也不错，交通部准备推广他们的经验，”凌磊盯着倪思源看了一眼，接着道：“采访任务完成后，我突然想起大伯就在岭西住，便想抽空去看看他，前不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按信封上写的地址，找到了岭西工务段，到了他们的传达室一打听，传达室的人说不认识我大伯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住的家属区在哪里，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个并不太大的单位工作了一辈子，大小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车间主任，怎么看传达的人就不认识呢？连住哪个家属区都不知道？我跑到他们的人事科，人事科的人见我打听凌根生，先是问我是干什么的？找凌根生干什么？我把记者证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就紧张了，都说不知道，我去找段长，段长不在，找党委书记，却被办公室的人挡了驾，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故意回避我。”

说到这里，凌磊端起桌上的咖啡，像喝白开水一样，一口气就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完了，又继续道：“看到他们这样回避我，我也有点毛了，就守在他们段长室的门口不离开，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这个段的办公室主任终于出来了，跟我讲了实话，说他们段是有个叫凌根生的人，是几年前从机务段调过来的，我提出要见见，他告诉我，他住的地方离段里太远，家里又没电话，不方便通知，我提出自己去找，只要他告诉我具体地址就行，这个办公室主任一听，知道再也拦不住我了，就借故跑了出去，我估计他是去找什么段领导汇报去了，果然,没走几分钟，他就转回来对我说，段里会派车把我大伯接来，让我们就在段里见面，这样，我才和我大伯在这个段的招待所见了一面。”

“这不很好吗？你不用劳神费力去找人了，人家把你的大接来了，给你的待遇还蛮高嘛！”倪思源故意道。

“什么呀？”凌磊反驳道：“他们是有隐情，故意这样做的。”

“有什么隐情？”倪思源颇不以为然，问：“你不是见了你大伯吗？”

“你们还记得我上次讲的那个吊段长吗？”凌磊道。

倪思源一愣，问：“还真是有这个人？”

“当然有，”凌磊道：“大伯告诉我，那个吊段长，原来是岭西机务段的一位副段长，大伯就是因为他，才跟他一起被发配到了岭西工务段。”

“你越搞越复杂了，”停了一下，倪思源又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伯告诉我，”凌磊望了倪思源一眼，道：“几年前，银都局有人心血来潮，搞什么精细管理，pdca循环，要求各机务段把机库里的维修地沟统统都砌上瓷砖，大伯他们段主管检修的副段长是个老检修，知道地沟里铺瓷砖，好看不中用，因为瓷砖本来就滑，再沾点机油什么的，工人们在上面修车，弄不好摔上一跤，说不定就会弄个工伤，他们就没搞，可没过几天，银都局开现场会，陈六湖带着一帮子人来到机务段，一看地沟里没铺瓷砖，当场上就变脸了，这位副段长还只解释了一句，陈六湖把桌子一拍，一句话，两个字，就把他给撤了。”

倪思源又问：“你见到这位副段长了吗？”

“我哪能见到啊？”凌磊摇了摇头，又解释道：“我本来是想去见见这位段长的，可大伯说现在见不到，我问他哪去了，他说他出远门了，我问他，他也一大把年纪了，还能跑多远啊？大伯说他有很多老战友，他去看战友了，我想到大伯家里去看看，他也不同意，说家里正在搞装修，不方便，我看他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到他家里去，我也不好多说了，那位办公室主任在一旁帮腔：说让我下次再来，我当时确实没时间了，要赶回银都发稿子，不然的话，我会把这件事搞个清清白白。”

“你放心，”倪思源停了一下，又对凌磊道：“你把这件事交给我，我会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

“我也还会去岭西的，”凌磊接着道：“下次去了岭西，我就不管那么多了，一定要上大伯家看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合谋骗我。”

“肖劲，你的事，也交给我，”倪思源转过身又对肖劲道：“我先找田晓雄了解一下，如果你朋友讲的情况属实，照相机确实摔坏了，我想，让他们赔一架照相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田晓雄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可能也是一时着急，处理这事粗暴了，看在我们都是朋友的面上，你就不要太难为他了，我不是大包大揽，请你相信，在银都局，这点事，我还是能给你办好的……”

“no、no、no，”方明扬起右手，打断了倪思源的话，又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对着倪思源直嚷道：“这两件事，都不劳烦你，都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好了，田晓雄不给肖劲说法，肖劲自然有办法，他这么大一个《消费者报》记者，连这点能力都没有，北沟的朋友不笑死他，他自己也会无地自容啊。”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倪思源一愣，道：“不会又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吧？”

方明瞄了倪思源一眼，道：“我们找你，当然不会是为了这等小事，这几年搞市场经济，我们也下海扑腾了几年，虽没赚到大钱，但一架照相机，我们还只这么在乎，我们找你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两个故事，彻底转变观念，帮助我们把研究报告早点搞出来。”

“什么破东西？你们还没搞出来？”倪思源笑着问。

“不瞒你说，通过半年努力，我们已成竹在胸了，总体思路定了，导论呼之即出，眼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搭架子，组织一篇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说明我们基本立场的范文了，我们要求不高，就是要利用这篇文章挤上达沃斯，只要上了达沃斯论坛，我们的影响力就大了。”方明道。

“对不起，我可只是为养家糊口找个营生干干的小混混，可帮不上你们的忙。”倪思源打趣道。

“你就不要这样说了嘛，你对铁路有感情，有见解，对铁路一线的情况也特别了解，我们不找你还能去找谁，你还大言不惭给我们上过铁路科普知课的啊？”方明又调侃起来了。

“哼。”倪思源摇了摇头。

方明又道：“现在，全国人民特别上旅客货主对铁路的诟病越来越多，一线职工对铁路的不满也愈发严重，铁路的生产经营离市场竞争竞争愈来愈远，实际上已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落在了全国各行业后面，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政企不分四个字”

“什么政企不分？”倪思源当然还记得那次舌战群儒，又问道：你们上次不还说铁路是‘三不公’吗？”

“‘三不公’是从微观角度讲，政企不分是从宏观角度讲，企业管理微观当然重要，但宏观更重要，”说到了兴头上，方明又拿出了开辩论会的派头，口若悬河：“我们认为，在中国铁路尤其是新中国铁路的发展进程中，铁路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列入企业管理的范畴中，而是把自己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加以推动，不管是修铁路，抓管理，还是运煤运粮甚至运旅客，动不动就搞大呼隆，搞大会战，搞人民战争，根本不讲经济效益，不讲企业管理，一说路风出了问题，就搞万人工作组上列车，一说抓标准化管理，就十万干部下车间，一说植树造林，就千百万人齐上阵，这都是政企不分的严重表现！”

“这有什么不对？说明上级重视，组织大会战，搞大兵团作战，也只是一种工作方式，而且，采用这种传统一点的工作方式，目前也决不只有铁路这一家。”倪思源颇不以为然。

“不错，”方明接着道：“动不动就搞大会战，以搞运动的形式搞经济，也许并不只你铁路一家，可问题是你是一个企业，是企业就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按争取企业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去经营，你屁股指挥脑袋，为了某种政治利益，不讲经济效益，搞大呼隆，搞形式主义，凌磊说的那个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你陈六湖因为自己的瞎指挥，要在地沟里铺瓷砖，被人指出不对还恼羞成怒，把人撸到底，你用这样玩人的手法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你的威信能树立得起来吗？要知道，企业是靠效益吃饭，不是靠权力吃饭啊！”

看到倪思源没有吱声，方明有意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继续道：“铁路要溶入市场，首要的问题是要彻底解决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陈六湖为什么霸气啊？就因为他不仅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负责人，他还掌控着铁路的公检法机关，你的职工，你的消费者，和你发生了矛盾或者冲突，按现在规定，只能向你管辖的公检法机关投诉，只能在你管辖的法院里打官司，人家能在你管辖的法院打赢官司吗？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个副段长在银都局找不到申述的地方而只有跑北京上访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能理解肖劲朋友的相机摔坏了，为什么不上铁路法院去投诉而要托肖劲找人来帮忙了，显然，他也认识到，在铁路运输法院，他是投诉不了的，更是打不赢这场官司的，这正是铁路政企不分的典型表现！”

“不对，”倪思源站了起来，正想与方明辩驳一番，凌磊却打断他的话，抢先对方明道：“方主任，你这个话有点过头了，铁路设立公检法机关，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新事物，改革开放前，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铁路的情况也并不像现在这样差，那时铁路也有公检法，可那时的公检法称不上是铁路的看门狗啊，铁路的一些老职工，还深深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认为，有无公检法的问题，政企不分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是铁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至少不是一线职工最关心的问题，现在，一线铁路职工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铁路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铁路的‘官本位’问题，铁路的‘官本位’现象太过深厚了！”

“官本位？”方明一愣，问：“那你的理由？”

“你们难道不觉得，现在铁路的各级机关，比起采访地方政府一些部门来说，是不是更麻烦？”凌磊顿了一下，又斟字酌句道：“现在铁路的各级管理机关，包括他们的站段，一些管理者给人的印象就是，口气大，架子大、权力大，有的人在交谈中甚至是说一不二，颐指气使，无庸讳言，当今铁路的官场，是中国‘官气’最严重的地方。”

“不对，”方明反驳道：“你这个观点不对，铁路是企业，不是官场，没有官员呆的地方，非要把这个地方说成是官场，这本身就是政企不分地表现。”

“不是官场？可铁路的‘官场’比官场更‘官场’，”凌磊一下子变得咄咄逼人了，面向方明，大声反问道：“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个观点，那你怎么解释，朱一之为什么能卖官买官，吴郑之为什么孤家寡人离开银都？还有，陈六湖又哪来那么大权利，一句话就撤掉一个段长？”

“你这恰恰佐证了我所讲的政企不分，”方明端起桌子上的咖啡，美美地了一口，又不慌不忙解释道：“朱一之卖官，他卖的是什么官他卖的是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卖的是公安处的科长、副科长，如果铁路没有公检法机关，他还有这样的乌纱帽可卖吗？当然不会有，这正是铁路政企不分给他带来的红利，再说，陈六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权利，这不仅因为他是局长，掌管银都局的运输生产大权，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掌管着银都局下辖的检察院和法院，他管着这些单位，下面的人不敢举报他，也不敢监督他，他就是银都局事实上的太上皇一个，谁吃饱了饭没事做，敢到他管辖的法院去告他？”

“铁路设立公检法确实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但也不能说铁路的公检法机关就是保护了铁路的腐败，保护了铁路的落后，甚至阻碍了铁路的改革，铁路的公检法机关对推动的改革与发展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的，”凌磊据理力争：“但是，我认为，在铁路内部，还是官本位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严重，我亲身感受，铁路的管理者比政府官员还政府官员，他们不仅清规戒律特多，界线身份经纬分明，局长待遇、副局长待遇，副局长中还有若干待遇，都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在银都局，有了‘官’，就有了‘位’；有了‘官位’就有了一切，试想，如果不是官本位的问题，吴郑之离开银都，会没有人到车站去送他吗？他能一个人一声不响，悄悄地走吗？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他已被免去了银都局党委书记的职务，他在银都已不是‘官’了，更没有‘位’了，也就再没有权力了，银都局的大小‘官员’也不再需要去巴结他了，否则，他在银都局干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若劳，人之常情也应该有人去送送啊，就是吴郑之自己不说，偷偷地走了，但他身边总有几个人啊，过去，他出门时前呼后拥一大片，怎么到了这样的时候就一个人也不来了，还只有我们这位并不看重‘官位’的倪老师去送送他，这不是官本位是什么？官本位现象已溶进了铁路管理的每个细胞中！”

“你的话虽然有点道理，但还是片面了些，”方明停了一下，反驳道：“正是因为政企不分，才使银都局很多事情很难办，说到天上去，你银都局就是一个运输企业，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国家机关，公检法是国家机器，不是你一个企业的看门狗，你铁路凭什么要有公检法？再说，公检法须代表国家执法，你铁路管辖的公检法能代表国家执法吗？朱一之这样素质的人，你还要他当公安处处长，他对公安业务知识一窍不通，除了玩钱玩人之外，狗屁不通，把这样的人扶上这样重要的位置，不等于就是把一个只能跑二十码手扶拖拉机开上高速路，非要它跑一百八十码吗？还没等它正式上路，它早就散架了，它还怎么跑？这是典型的政企不分，谈不上官本位，你把这样的人捧到天上去，他也是一个杂种，一个‘四不像’，一个混血的‘四不像’杂种！”

“息怒，息怒，”看到方明和凌磊真的“扛”上了，肖劲赶紧出来打圆场，大声道：“你们俩人的观点，一个太历史，一个太现实，可你们俩都没有从本质上说到铁路的核心缺失问题，依我看，铁路最本质最核心的缺失问题，还是责权不明的问题。”

“啊……”方明没料到半路里又杀出一个“程咬金”。

凌磊也吃惊不小。

看到自己的观点吸引了大家，肖劲也一发而不可收：“政企不分的问题，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现象，为什么有些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有这种现象，他们也有国有企业，他们的政府也有对国有企业控制得比较严格的，比如美国，比如英国，比如加拿大，但是，他们的企业也有经营得比较好的，这就说明，政企不分也不是企业蜕化变质的唯一原因。为什么人家的企业政企不分，但人家的企业却经营得比较好呢？这就是因为人家权责分明，管理到位，人家企业或者公司的董事长管什么？总经理管什么？监事会管什么？赏罚分明，一目了然，如果他不能胜任工作，造成自己的企业亏损了，甚至破产了，那他是要跳楼的，可你银都局的管理者能做到这一点吗？做不到吧？”

说到这里，肖劲抬头看了看倪思源，见倪思源正在用心地听，又继续道：“在银都局，人们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决策的人不用负责，需负责的人不敢决策，一些站段，盈亏是靠算帐算出来的，不是靠干出来的，俗话说，会哭的孩子多给奶，可他们这个奶不是市场给的，而是他们的上级给的，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班组，一个车间，甚至一个站段，只要把跟上级的关系搞掂了，就可以把一切都颠覆，这哪来什么权责分明的问题啊？”

肖劲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强调道：“铁路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不仅只表现在一线运输生产部门，还表现在铁路的各级管理机关，刚才各位谈到，铁路理论上的运价确实比公路、民航低多了，运价与成本几乎是倒挂的，可是这么多年来，铁路有那么多的成本核算人员和管理机构，还有那么多的专家，为什么就不适时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实际成本，让国家适时调节铁路运价，而非要逼着一线站段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暗箱操作方法呢？难道铁路运价比国家的粮价还敏感吗？”

“这也确实是个问题，是应该解决了。”凌磊插话道。

“这也是责权不明造成的，”肖劲接着道：“铁路的理论运价与实际运价不符，既损害了铁路自身的形象，又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这么多人天天研究这一问题，就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这也是权责不明的表现，试想一下，如果这个企业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调价，直接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他们会这样做吗？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现在他们之所以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是因为他们躺在官位上，高高在上，国家调节不调节铁路运价，跟他们本人没直接关系，不调，他们的工资奖金照拿，一分不少，调了，他们也得不到多少好处，这不是权责不明是什么？”

看到方明傻眼了，倪思源却乐了，他看了看凌磊，又看了看肖劲，对方明道：“你们怎么了？上次，你们说是‘三不公’；这次，一会儿政企不分；一会儿官本位；一会又是责权不明，我看你们再研究一会儿，说不定又变成了企业文化问题，企业道德问题，你们这是三爷当家，七扯八拉，凭你们这个样子，还想上达沃斯论坛？撞鬼去吧！”

方明听得一愣一愣的，愣了半晌，突然两脚一跳，问道：“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我要你们撞鬼去！”倪思源依然笑道。

“哈哈哈哈，”方明一下子乐得跳了起来，一把拽住把倪思源的手，大叫道：“倪首席，你可真是了不起啊，你太有才了，你这一席话，我们可以上达沃斯了！”

方明这一惊一诈，倪思源倒有点不知所措，他本来是想调侃一下方明，却没有料到方明一下发狂了，凌磊和肖劲也在一边不停地递眼色，他们俩人也不知道方明在想什么，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知此时应该做什么？方明狂笑一阵后，又忍不住对着肖劲和凌磊大声道：“弟兄们，你们还不感谢倪首席啊，他给我们的论文破题了。”

“啊！”肖劲愣了一下，眼睛几乎和凌磊的同时一亮，惊叹道：“对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方明坐到了椅子上，飞快地拿出纸和笔，一边写，一边道：“你们看，这五句话，五道题，一个不拉，第一个问题，‘三公’问题，肖劲已有定论了。”

肖劲道：“这一章，我写！”

方明又接着道：“第二章，是政企不分的问题，由我来写，第三章，官本位问题，凌磊已有研究了。”

凌磊点了点头，道：“这一章没问题，我来写。”

方明接着道：“第四个问题，责权问题，肖劲写。”

“没问题，我写！”肖劲也主动承应。

方明点了点头，道：“行！”

前面几章的任务都有落实完了，方明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还有一章，值得一写，你们想想看，谁写最合适？”

“什么问题？”凌磊和肖劲几乎同时问道。

方明一字一顿，道：“那就铁路职工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问题。”

凌磊和肖劲相互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主动承应，方明转过头，瞄了倪思源一眼，解释道：“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有历史的纵深感，从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从还原铁路职工的历史责任感、光荣感、自豪感等层面去写，中国铁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几百万铁路职工曾经有很强的自豪感。新中国成立前，铁路职工反帝反封建，总是走在最前面，他们也最有组织性，纪律性，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大西南，大西北，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大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还有抗震救灾，抗洪抢险，铁路职工也总是冲在最前面，如果这一章写不好，那我们这个课题报告也就没灵魂了。”

“这……”肖劲和凌磊面露难色，谁也不敢承应了。

方明却不慌不忙地道“我看，这一章，请倪首席写最好了。”

“我？”倪思源看了看方明，漠然道：“为什么？”

方明从服务员手里接过装咖啡的小壶，一面给倪思源添咖啡，一面道：“你在铁路干了这么多年，对铁路最了解，你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也最有份量！”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倪思源问：“你们本来是要写铁路的弊端的，现在却要写什么几百万铁路职工的光荣感，责任感，自豪感，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

“怎么是牛头不对马嘴？”方明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咖啡，解释道：“铁路是一个整体，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铁路的改革是不成功的，但一线职工还是不错的，他们能吃苦，能忍耐，正因为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铁路也才会有今天，否则，铁路是不会有现在这个局面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研究一下，一线职工的忍耐和承受力到底还能持续多久？这可以为我们今后工作提供一个思路，你写这一节当然最恰当。”

“你们这是纸上谈兵，没任何作用，”倪思源看了方明一眼，不屑一顾，道：“你们不要把情事说得太悬呼了，铁路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需要一步一步的来，铁路的改革太复杂，牵涉的面太多太广，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需要有一个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你说时间？”方明急了，道：“那你认为铁路的改革还需要等多长时间？难道非要等一线工人揭竿而起了，你们才会说，时间到了吗？”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倪思源反驳道。

方明又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从实际出发，该要多长时间就需要多长时间，”倪思源顿了一下，又理直气壮道：“你们不要哗众取宠，为研究而研究，尤其不能为了上什么达沃斯就故弄玄虚，泛泛而论，泛泛而论就是空论！”

“在银都站，排一两天队，买不到车票是空论吗？在岭南站，按正常程序请不到车皮是空论吗？北银线从开建到现在，工程造价从27亿飙升到98亿，这是空论吗？肖劲跟你谈的事是空论吗？凌磊说的亲身经历是空论吗？”方明频频追问。

“北银线的造价问题，可以讨论，肖劲和凌磊所谈的情况，我也不否认，但你总不能拿银都站和岭南站的个别问题，就把银都局说得一塌糊涂吧？退一万步来说，就是银都局不行，银都局也不能代表整个铁路啊，你不能一根篙子打一船人嘛，就因为银都局出了一个朱一之，你就把整个银都局说得一钱不值吧？”倪思源越说底气越足，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

“好，好，等你有了时间，你到北银线去看看，等你到了北银线看过后，你就知道我是不是一篙子打一船人？你就知道银都局现在是不是已经被架到火山口上了？我敢说，银都局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只要有人再在这火山口上添一点柴，银都局就会玩完！”方明直言不讳道。

“耸人听闻。”倪思源生气了，大声斥责道。

“那你就走着瞧！”方明道。

“走着瞧！”倪思源道。

一场争论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