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后悔没有多生几个之外，也有很多夫妻挤在床头愤愤不平，指责谁谁家的小孩谁谁家的媳妇不要脸，明明在路上拿了刘二杆的红包，又厚着脸皮去了刘二杆家拿了第二次。在愤愤不平地指责中，很多群众也后悔自己没去拿第二次。乱糟糟这么多人，他刘二杆心里哪有数呢，不拿白不拿啊。

除了上述不和谐的杂音之外，1984年9月20日的那个晚上，对刘村未来的家庭稳定与和谐悄悄埋下了隐患。当清点完手中的钱，当把这天上掉下来的钱严严实实地藏在柜底下或鞋子中，刘村的许多女人看着自己身边的男人，心里想的却是刘二杆。在隐而不露的思想中，她们突然发现，刘二杆尖嘴猴腮的形象在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至变得有些楚楚动人。当然，那一晚我们刘村很多的男人虽然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但他们的脑海却汹涌澎湃，既充满了对刘二杆的妒嫉，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

1984年9月20日的那个晚上，我们刘村群众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这诸多的前所未有让我们刘村群众集体失眠，以至于第二天太阳晒在屁股上了，还有很多人爬起不来。

当然也有起得早的，比如说王老太太。王老太太就住在刘二杆家隔壁，具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条件，但她在20日那天上午去走亲戚了。按照预定计划，走亲戚的王老太太要在亲戚家住上两晚。可当王老太太听说刘二杆派发红包这一重大喜事之后，立马放弃了预定计划，打着手电走了十几里山路连夜赶回了刘村。

王老太太回到刘村时已是凌晨一点，可王老太太没有一丝的疲倦，甚至顾不得回家喝上一口水，就要直奔刘二杆家。王老太太的儿媳妇死死拉住了她。儿媳妇说：

“娘！你也不看看几点了？人家刘二杆千里万里赶回家能不累吗？该让人家休息了！天亮了再去不行吗？”

“天亮了他后悔了不给咋办？”王老太太忧心忡忡地说。

“你深更半夜去找他，弄得他发火了，他更不会给啊！他又不欠你的！”

王老太太听了此言，只得心有不甘地回家上床睡觉。但上了床的王老太太一夜未眠，竖着耳朵听着鸡叫算计着时间。天刚蒙蒙亮，王老太太就敲响了刘二杆家的门。她一见披着衣服睡眼朦胧的刘二杆，咧开嘴开门见山地说：

“二杆，我的红包呢？我可是喂过你奶的啊！别人五张，我可得要十张哟！”

“好好好，十张。”刘二杆爽快地答应了。

王老太太颤抖着双手接过了钱，满怀欢喜地往家走。她一路上高举手中的十张十元大票，一路夸赞着刘二杆的好，说自己早在刘二杆喝自己奶的时候，就已经断定刘二杆是个有出息的人。不过当王老太太回到家，又很后悔自己刚才没开口要十五张。

在王老太太后悔之时，她的十张大票在刘村引发了不良反应。王老太太喂过你刘二杆的奶没错，可刘村喂过你刘二杆奶的人多着呢！凭什么给了王老太太十张却只给我五张？这不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公正吗？当然，我们刘村人都是识大体有觉悟的人，他们只是隐含着情绪把这些想法吞在肚里，谁也没有去向刘二杆反应。

总之，从1984年9月20日的那个下午开始，刘二杆就在我们刘村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今无人动摇。

想想看吧，到198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推进了数个年头，涌现出了一大批值得中国人民学习的万元户，可那时的万元户又有几个人有刘二杆这般慷慨大方？

日月如梭，时间如水，二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在呕心沥血撰写《刘村的改革开放史》这部宏伟著作的过程中，稍作休整之时，我偶然逛了逛盛大文学文化论坛，看到了有关余秋雨捐款事件的新闻，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们曾经顶礼膜拜的文化名人余老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为四川大地震捐款二十万，结果却遭到了亿万网民的质疑，在无数的质疑声中，余老先生百般辩解，却又拿不出捐款的有力证据，更让网民呛得狼狈不堪。我姑且不论余老先生是否捐过20万，即使他真的捐了二十万，他这捐款与二十几年前的刘二杆的慷慨相比也相距甚远，而我们刘村的刘二杆只是一个读过三个一年级的非文化名人啊。

作为《刘村的改革开放史》一书的作者，我虽然只是一名业余的史学工作者，但我绝不因此降低作品的标准，我决心以史学家应有的严谨来开展本书的写作，一方面力求保持刘村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在作品中注入个人的情感因素，以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所以，虽然自从1984年9月20日之后直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过去的刘二杆现在的刘亿万已经成为我们刘村的招牌和灵魂，虽然二十四年前我也跟在刘二毛屁股后面喊过他五叔五叔，并且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的五十元红包，但我不能昧着良心为刘亿万涂脂抹粉，我必须还原历史的真相。

历史的真相往往异常残酷，但我仍然不得不说，虽然1984年9月20日的晚上，我们刘村群众用天下最美的语言最美的旋律为当时的刘二杆现在的刘亿万唱着最美的颂歌，但我知道，在那天晚上，一定有人躲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咒骂：

“刘二杆，你这个贼！”

这样的咒骂自然是影响和谐的声音，但我慎重强调，在1984年9月20日之前，刘二杆在我们刘村人眼中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贼。

不过我同时强调，在改革开放之前，贼在我们刘村其实算不上多么难听的称谓。从严格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刘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了还需吸奶不会走路的娃娃，基本上都当个贼。

当然，我们刘村的贼从来没有偷盗过金银珠宝，不是不想偷，还是没地方偷，因为在三十年前我们刘村压根儿就找不出任何一件金银珠宝。我们刘村的贼也很少偷盗现金，不是不想偷，还是偷现金的成功概率太小，小到接近于零。这是因为在三十年前，我们刘村最富有的家庭存放的现金也不会超过一百元，为了这点现金的安全，刘村群众所采取的藏匿手段及保安措施可能超过今天全球第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让再狡猾的贼绞尽脑汁也难以得逞。我们刘村最有钱的人出门外去时，身上携带的现金通常也不会超过五块钱，这点钱往往放在内裤中紧贴身体保存，让再高明的扒手也难以下手。

我们刘村人偷盗的对象主要是食物以及与食物相关的东西，比如稻田里丰收在望的稻谷、屋前屋后树上的果子、菜地中的蔬菜、山坡地里的红薯、鱼塘中的鱼虾……等等等等。总之，从理论上讲，一切可以入口可以填满肚皮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刘村人偷盗的目标。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刘村的贼其实是天底下档次最低的贼。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刘村人均只有三分水田，而在三十年之前，一亩水稻的产量通常只有三四百来斤，也就是说我们刘村群众辛苦耕种一年到头，人均只能收获一百来斤稻谷，一百来斤的稻谷碾成大米通常只有七十来斤。三百六十五天平摊下来，每天的口粮只有2两米左右。这2两米是理论上的数字，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因为我们刘村虽然穷，但它作为广阔农村的一个单位，同样肩负向国家交纳公粮的光荣义务。

就算每天2两米吧，即使在减肥成为流行时尚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也无法提供一位时尚苗条少女正常生活所需的全部能量。虽然我们刘村人都是勤劳的人们，在除了种水稻之外还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土地种下了许许多多可以填充肚皮的作物，比如红薯、花生、黄豆，但当时的刘村人不是今天的时尚减肥族，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面朝黄土背朝天，需要的食物远远不只2两米的大米饭，还是十倍甚至十五倍的2两米的大米饭。

所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刘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时时刻刻都充满饥饿感，哪怕是刚刚放下饭碗哪怕肚皮刚刚被塞饱，他们心中同样充满饥饿感。

我八岁的儿子正好看到了上面的这段文字，他对此疑惑不解：

“你们刘村人都是猪啊，吃这么多还吃不饱！我有了肯德基麦当劳，一天不吃一粒米都行。”

我瞪了他一眼：

“滚！”

饿则思变，我们刘村人在饥饿之中自主创新了一系列食物替代品，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红薯。种红薯不是件轻松的事，刘村的土地有限，所以我们刘村把红薯种在距离村庄数里甚至十几里地的山上。为了种出一担红薯，刘村人要在村庄与山上往返数个来回：先挖二遍土，再插苗，再施肥，再松土，再施肥，再翻叶，最后在秋天挖掘出土，挑回家来――在我写作过程中，我儿子又逛了过来，瞅到了这段文字，他很不解地问：

“那时候的红薯是不是很贵啊？”

“贵不贵不好说”，我说，“大约二分钱左右一斤吧。”

“二分钱？”我儿子说，“二分钱一斤的东西，要来回折腾走上几十上百里远的路，你们刘村人都是神经病！”

我刚想抓住机会对我儿子开展忆苦思甜的教育，我儿子看到我阴云密布的脸，赶紧安慰似地补充了一句：

“红薯就是烤地瓜吧？烤地瓜香喷喷的最好吃，你们刘村天天吃这么好的东西，也是很幸福的。”

我差点扇他一个嘴巴。

我们刘村的红薯不是用来烤着吃的。红薯从地里挖回家之后，洗净，切成一厘米见方的丁，再放到水中浸泡一天，泡出里面的主要成份淀粉，也就是红薯粉，用来制作粉条做菜。泡过之后的红薯丁捞出来，再晒干。晒干后的红薯丁既不是白色，也不是粉红色，更不是让人感觉浪漫的其它颜色，还是黑色，我们刘村称之为黑疙瘩，这就是刘村最主要的食物替代品，用来掺到大米中煮饭，按这种配方煮出来的饭在刘村叫做黑米饭。

改革开放之前，刘村每家每户一年四季毫无例外都吃黑米饭，各家黑米饭的主要区别在于两种配料的比例不同。殷实人家的黑疙瘩与大米的比例通常是二八开或三七开，一般人家黑疙瘩与大米的比例通常是八二开或七三开，小部分人家的黑米饭中则只有一种配料，即只有黑疙瘩，找不到一粒大米――很不幸，刘二杆家就属于这类人家之一。\');